摘 要
文章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调查方式，对云南省怒江州独龙族村落女性生命历程中的重要节点和社交媒体的使用进行观察和访谈，呈现手机作为一种新技术参与到这些女性恋爱、婚姻、情感等历程中的作用。文章结合社会技术想象的概念和生命历程的分析框架，认为社会技术想象使得社会生活形式和社会秩序可通过新的技术使用而实现。独龙族女性在手机使用过程中将社会技术性想象与生命历程中的重要节点相结合，从而促成她们新的生活方式和想象资源。研究发现，手机在独龙族女性生活中发挥了拓展婚姻范围、给予情感支持，自我再嵌入村落生活等作用。研究为理解手机技术如何影响个体生命乃至社会变迁提供新的思路，也为探讨技术与性别提供了独特的个案。
网络化的社会中，人们关注“自我如何通过技术与他人产生连接”的问题，那么“我们如何重新想象（reimagine）连接的方式”就变得重要。技术与想象的关联成为一个颇有意义的命题。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中，“想象”并不被看作是“幻象”和“幻想”，而是重要的可以促成新的生活方式的文化资源。由此可见想象的重要价值。社会想象是整个社会成员关于社会运作秩序的一种设想，而将技术引入到这种社会想象之中，便是贾萨诺夫所言的“社会技术想象”。社会技术想象的分析框架和视角最初是用于探究关于科技政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以及探索科技领域规范性问题的设计。因此有学者将社会技术想象理解为某些“社会生活形式和社会秩序可通过并支持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实现”。这种理解致使社会技术想象多从宏观层面分析。近年来也有新的研究开始注意到人在技术与社会互动中的自我参与和想象力的发挥，如来自欧盟FP7框架计划下的一个子项目TechnoLife就采用跨学科方法研究新技术的伦理和社会影响。正是在这点上，我们认为，社会技术想象的概念包括了研究对象对于技术的使用与理解，亦可以将其视为是“自我技术”的想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人们对于技术的理解与想象，是嵌入到社会生活与个人生命历程脉络之中的。生命历程与生活的选择、调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从生命历程的角度切入去理解特定群体和个人对于技术的使用和理解，可以构成理解人与技术关系的一种路径和视角。关于生命历程的探讨缘于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该书通过生活史、生活记录和情景定义的方法研究社会变迁和移民的生活轨迹，被视为生命历程理念的萌芽。该书以信件这一媒介技术为分析模式，认为信件并非只是记录个体生活变迁的方式，甚至可能成为影响个体生活变迁的一部分。书信不仅仅实用，而且成为新秩序、法律和合同、负责任的政府、可靠的财务和公共道德的构成部分。最重要的是，它是关于“如何生活”的新想法和现代愿景的表达方式。电影时代，一部分学者关注到了电影作为一种技术如何与个体之间产生勾连，进而去关注技术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有学者将《吴宓日记续编》中与电影相关的日记内容进行分析，考察了吴宓观看电影的篇目、感受、经验及其语境，来探讨观影者个体与电影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有研究者在对滇川藏“大三角”地区的流动电影进行考察时，对该区域60年来电影放映员的社会角色及其变迁进行讨论，认为需要关注电影技术如何与个体的日常生活其他方面实现一种有效的勾连。在电视媒介的讨论中，也有部分学者开始转向关注收看电视的个体，而不仅关注电视内容所带来的影响。莫利在其研究中早已展现出这种倾向，其在“家庭电视”研究中，摆脱了霍尔的影响，从电视文本的研究转向了真正意义上的受众研究。莫利强调倘若想理解电视在观众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必须回到使用电视的语境中和收视行为的现场去进行调查，莫利将收看电视看做主要是通过各种家庭关系构成的一项“个体化”的活动。如果说，上述电影、电视的研究已然将研究视角转向探讨技术与个体之间的关系，那么在《寻找家园：少年扎西的媒介之旅》中，我们看到一幅相对完整的相关媒介技术与个体生命历程之间的记叙。作者以自己14年在内地求学的经历，将不同类型的媒介技术贯穿于自身不同生命阶段之中，并探讨这些技术对于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及文化适应、民族认同等方面产生的作用进行了阐述。将目光放置在互联网时代，我们也能从一些研究中寻找到网络技术与生命历程之间的联系。吴世文与杨国斌以网民自传的方式进行了互联网历史的研究，指出网络自传是网民以自传的方式呈现的个体网络历史，不仅可以再现互联网发展史与网民生活的变迁，也可以折射家庭史与社会变迁的过程。媒介人类学研究中一些讨论将普米族青年作为考察对象，依托个体的生命历程来探究其文化传播实践。在对普米族村落青年微信群的考察中，发现个体微信“书写”与其生命历程之间存在着“勾连”，继而强调嵌入到研究对象生命脉络与文化情境中进行媒介技术使用的考察。在技术与人的互动研究中，有学者特别注意到了技术与性别的关系。白馥兰开创了中国科技史与中国妇女史相结合的研究，关注技术与性别关系的动态发展史，集中于技术对性别建构所起的作用。章梅芳等人也循着科技史与妇女史结合的思路做了一系列的研究，这些研究集中对技术与个体关系展开思考。有的学者对1950年代的陕西部分地区成立的专门的女子电影放映队进行了考察，探讨了女子放映队的放映活动的具体缘由、过程等。一些英国、加拿大、荷兰的学者通过研究，揭示电话的不同意义架构，例如发现女人（尤其是农庄上的女人）用电话来排遣孤独，维持社交关系，建立社交圈。在电视观看与儿童社会化、女性个体化关联性的分析中，人们开始注意到了电视技术在个体生活情境中的意义，这是一种对技术与个体之间存在关系的新思考，跳出了传统媒介内容与媒介效果研究的范式。章玉萍从生命历程的视角出发考察了珠三角流动女性的手机使用。可以看出，将技术的使用与个体生命历程结合进行分析已经成为了研究媒介技术与个体之间关系的一种维度。对于研究者来说，媒介技术与人的关系，如同西方女性主义技术理论的研究中所认为的：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不但揭示了家用日常技术的重要意义，更拓展了技术本身的内涵，即技术不只是人工制品，同时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本研究将媒介看作是一种与个体生命历程演变紧密相连的技术形式，并将媒介技术对人和社会群体的意义放置在特定的社会变迁背景下加以观察和分析。这样的研究路径和理论探寻，一定程度上突破较多关注传播效果的窠臼，为我们拓展对手机等新技术形态的理解赋予新的视角；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线上、线下的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避免从抽象层面上对新技术的影响做分析，而是重视技术的实践过程，将技术置于生活世界中去加以理解，这为人们理解技术的存在是因人而具有意义和价值提供新的思考；再进一步，研究对象聚焦一群少数民族女性，这为我们理解技术与性别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个案，从而打开媒介研究新的内容和领域。本研究的田野点为云南省贡山县的独龙江乡。独龙江河谷位于祖国西南边疆的西北角，地处缅甸北部与中国云南、西藏的交界地，由于交通阻隔，独龙江每年都会经历长达半年的大雪封山期。1964年修筑完工的从贡山县城到乡政府所在地巴坡行政村的一条长达60余公里的可供人马通行的驿道，是连接独龙江内和贡山县以及全国其他地方的通道。直到2006年，独龙江境内各个行政村之间的公路才得以联通。2014年高黎贡山独龙江隧道完全贯通，结束了独龙江地区长期以来难以与外界通讯的情况。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独龙族社会长期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与这种较为封闭的社会状态相比，独龙江的媒介技术发展却经历了一个急速变迁的历程。在独龙江以外的很多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他们的传播方式从“刻木”传递信息过渡到以电视为代表的声光传播时代，时间最长的经历了数千年的转变。在独龙江，这种媒介的转变，只在短短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独龙族的女性，正处在这种媒介快速的发展和演进中。但比起男性，女性刚开始对媒介不免有着某种“技术隔膜”。在早期一些调查中，发现即便是一名初中毕业的女性，对于电视之类的媒介技术也有着使用上的障碍。相比当年电视刚刚出现时女性的技术隔膜来说，手机的出现和普及却让女性对新技术的使用游刃有余。在我们的田野观察中，甚至可以看到村落中女性对手机的热情与使用频率远远超过男性。我们选择独龙江两个行政村的21名女性进行深入观察和访谈。其中20-25岁以下的女性为3人，26-55岁女性13人，55岁以上女性5人，此外还有一位使用手机的78 岁的文面老人。访谈对象多已结婚亦或再婚，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选择26-55岁的女性为核心研究对象，主要源于这个年龄段的独龙族女性特殊的经历。她们大多亲历过道路的修通和与外界连通的变化过程，有着丰富的生命体验，更重要的是她们对于接触过的媒介技术有着深刻的记忆。我们结合线上和线下的研究方法，以线下观察和访谈作为基础，同时对女性们在微信等APP的线上生活做了将近两年的长时段观察，将她们在微信聊天、朋友圈等平台上分享和发布的内容进行记录、归纳和分析。尤其引发我们关注的是，独龙族女性的结婚、生子等生命历程中的重要节点不仅深嵌于这个独特的社会发展状态和生活环境中，同时这些节点也与手机的使用相伴相随。传统独龙族社会里，女性在婚姻选择上并无自主权，女子被视为“财物”。男子娶妻的独龙话为“濮玛旺”，在汉语中的释义即买女人。道路的修筑对独龙族女性的婚姻和择偶开始产生了巨大影响。1964 年，独龙江贡山县人马驿道竣工，交通改善使外族的小商贩、乡村支教老师进入独龙江，小部分独龙族女子有了与异族男子结合的可能。婚姻的内涵也意味着成为个体幸福的追求，而不仅仅是为家族为集体繁衍后代。当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独龙族仍然还保留着传统婚姻的形式。交通的改善和外界联系的加强，独龙族女性跟随外来人士远走他乡成为一种选择。20 世纪末独龙江公路的修筑过程中，从独龙江各行政村调动大批中青年劳动者参加独龙江公路的建设工程，他们来自上游、中游、下游的各个村庄，许多年轻人在修路中找到自己的伴侣。一部分独龙族女性在修路结束后，跟随施工队的丈夫离开独龙江前往丽江、四川等地，他们组建的家庭也被称作“公路夫妻”。公路修筑和交通改善也使得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和社会互动变得更加频繁，新一代的独龙族女性在选择配偶和婚姻等方面开始显示出更多的自主性。电影放映进入独龙江后，对年轻的女性来说，电影本身的内容可以无关紧要，她们更在意“去看电影”这一过程中获得的乐趣。如汉德尔在讨论好莱坞的电影观众时说道：“去看电影对于观众而言几乎是可以被视为一项社会交往活动而进行的，并非只是单纯地去看一部电影。”电影作为最早进入独龙江的媒介，使得独龙族年轻女性在观影过程中结交新朋友的机会大大增加了。访谈中，年长女性回忆起电影会用“小姐妹结伴而行”“走一路看一路”之类的表述。有的独龙族女性正是在去看电影的过程中与陌生的独龙族男性结缘，最终走在一起。流动电影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独龙族女性结交异性、自由选择婚恋对象的进程。随着电视大量进入独龙江乡的家庭，独龙族女性不需要再前往集体电视房观看电视。一些电视剧展现出的诸如敢爱敢恨的爱情观，被独龙族的女性所接受。即使她们不懂电视里到底说了些什么，电视的画面也给她们传递了很多信息。电视的出现推动了独龙族女性追逐自由恋爱的婚姻。电视便如当初的流动电影一样，独龙族人“去看”电视更多地被视为一种社交活动。在这种社交活动中，增加了独龙族女性接触男性的机会，所以出现了一些独龙族男女因看电视而熟知，进而产生好感恋爱、组建家庭的案例。独龙族传统的婚姻观念开始动摇，部分父母容许女儿自由选择婚恋对象，并支持她们嫁到山外。2014年后，伴随着高黎贡山独龙江隧道的贯通，4G网络开始架构独龙江的线上生活，智能手机进入了独龙族女性的生命历程之中。这时的独龙族女子在婚姻的选择上已经拥有了绝对的自主权。当然，我们虽不能将这种观念的转变全部归结于媒介技术带来的影响，但是对于独龙江特殊的地理位置而言，这种观念的转变和其社会所经历的媒介变迁存在着较为紧密的关系。相较其他媒介而言，智能手机对人们日常生活和情感体验的介入更为深入，在独龙族女性生命历程的“爱”“别”“离”等重要节点中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
生命历程既有特定社会机制的形塑与影响，又与个体特质的差异息息相关。在生命历程理论中，那些引发个体生命轨迹“转变”(transition)的“转折性事件”常常引发人们关注，如结婚、工作变动等。转变往往会改变生命轨迹的发展方向，所以生命历程理论非常重视对转变的研究。对于独龙族女性来说，恋爱、婚姻虽更多是个人生活领域的事件，但这些“转变”还会受到来自地域、民族、社会发展整体和技术因素的重要影响。传统独龙族社会中，决定女性婚姻的是独龙族较为固定的家族通婚圈。在家族环状外婚制的原则下，同时也认可家族内婚制的存在。这是独龙族特定生活环境和族群关系状况下人们对婚姻和亲属关系安排的选择。20世纪中期以前，如方国瑜先生所言：“（怒子）婚嫁由父母主持而不能自由择配……”，独龙族女性几乎没有选择爱情的权力与勇气。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末，独龙江公路的修通，电视、录像、移动电话等多种传媒引进，使独龙族与内地几乎同步感受着现代文明，潜移默化影响着独龙族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人们对外界丰富多彩的婚姻生活从好奇到认可，直至趋同、羡慕。爱情的观念发生变化，选择的形式上也展现出了自主权。当然这种转变和婚姻法的实施与普及、外界经济文化的传播与影响都有着显著的关系。独龙族的年轻女性有着对爱情的憧憬，这种对爱的表达尤其集中在 95 后的独龙族女性中。在微信朋友圈里，借用当下流行的网络用语抒发对爱情的憧憬和想象成为这些年轻女孩惯常的表达。“没有安全感的小鬼会质疑所有的爱”“会释怀的，这句话我说了一年又一年”。这其中，不乏这个年龄段的女孩为了耍酷而故意挪用网络中和爱情有关的话语，但是，这样的表达也常常和经历过爱情的体验有关。除了在社交媒体中将这种对于爱的想象呈现出来，甚至有的女孩还有过网恋的经历。手机的出现，仿佛打开了年轻女性对爱的抒发和表达新的方式。对那些经历过爱情进入婚姻节点的女性来说，如遇婚姻生活的不顺，手机成了承载内心情感的重要介质。“不知这种日子何时到头，何时能把这一生走完，我真希望这一生很短，看一眼就走的那种”“烦死了，怎么做也不是，如果能重来我一定不会选择这样的生活，只可惜没有如果”“你必须经历饱满，才能经得起世事刁难”。这些类似的表达在独龙族女性的朋友圈中时常出现。或许，这里面也有现实婚姻生活与爱情的想象相距甚远的可能，而独龙族女性手机里的表达为她们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当妻子转变为母亲的身份时，手机里的爱更多了亲子之爱。调研中一位个性豪爽的女性，做母亲前朋友圈里满是村里大大小小的内容。生子既是她生命历程中重要的分界点，也成了她手机里自我表达抒发的分水岭。孩子的画面和作为母亲的内心感受，远远覆盖了过去“潇洒生活”的内容。这里的“别”指的是那些结婚成家的独龙族女性与父母、姐妹的分别。较长一段时间里，女性一旦外嫁，就意味着与家人、朋友断绝了来往。这种隔绝，哪怕只是嫁到独龙江下游的村落里也如此。一位访谈对象幼时的姐妹随着傈僳族商人远走山外，一走便是30余年，从未有过联系，她的父母早已去世，直至前些年她回来办理户口时两姐妹才得以再相见。对于遵循父母之命出嫁的女性而言，由于道路的不便，这一别就意味着处于长期与家人、朋友分别的状态。伴随独龙江通往外界的道路的修通，一大批“公路夫妻”的出现使得长久以来较为封闭的独龙族女性有了更多远嫁山外的可能。但是当她们的婚姻生活遭遇波折时，无法及时获得来自家人的情感支持，她们也很难找寻办法来排解自己心中的情感。近年来手机在独龙江的普及，智能手机和4G网络开始架构起了独龙族人的日常生活。物理空间的“别”在某种程度上被手机弥补了，女子外嫁并没有阻隔她们通过手机从家人、朋友那里获得联系和情感上的支持。手机为她们与家人、朋友分享人生重要的时刻提供了机会。调研过程中我们所住房东家里的大女儿远嫁到了四川，生下孩子后第一时间向家人视频报喜，独龙江的家人们通过手机视频见证家中第一个孙辈的出生。村里第一个有电话的家庭的女主人给我们回忆：“我基本上每天都要打电话，除了给女儿打，就是给我嫁到外地去的姐姐打，一天打1个小时电话都不嫌累。白天忙完农活，晚上回家吃完饭，看一会电视，我就开始打电话了，打完我再接着看电视剧。每天晚上好像要完成任务一样，必须打一会电话才安心”。和传统时代相比，今天的独龙族女性在婚姻的选择上拥有极大的自主权，尽管大部分独龙族女性还是会同村落中或周边临近村落的男性自由恋爱组建家庭，但也有部分女性选择嫁去相邻较远的村落或者嫁去山外。手机参与到这种因婚姻而产生的分别之中，并为这种“别”提供了一种线上“聚”的方式。手机的存在，使得女性在完成身份转变的重要时刻，成为见证者和记录者。离婚在独龙族传统社会中是罕见之事，在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只发现过一例男性娶4任妻子的案例。传统的独龙族社会中离婚案例极少，以结婚男女为纽带的家族联姻关系一旦结成，势必涉及两个家族的显性经济利益和隐性的社会关系，因此离婚在独龙族中是普遍不被认可的。当下，独龙族女性由于不满自己的婚姻生活而选择离婚的现象很常见。同以往对比，独龙族女子选择离婚的原因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在我们的访谈中，男方的酗酒或是男方无视家庭劳作和日常生活常会引起女方的抱怨，抱怨升级导致离婚的现象并不鲜见。手机参与到独龙族女性的日常生活中，一方面为她们宣泄婚姻状态的不满提供了渠道，进而释放了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另一方面，手机APP诸如抖音、快手等也为她们提供了许多令人羡慕的美好婚姻生活的案例，使得她们加剧了对自身婚姻现状的不满，甚至游离在离婚的边缘。对于这些女性来说，生活和郁闷的排遣与想象中的美好生活的差距，在手机的世界里得到展现，手机之于她们，是复杂而充满诱惑的存在。独龙族女子一旦离婚，有的会带着孩子，有的则将孩子留在孩子父亲的身边，而第二种情况，就意味着同孩子的分离，缺席孩子的成长。一位女性在与上一任丈夫离婚后，将孩子留给了男方，由于村落的临近，离婚后她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照料孩子的日常，前些年她又嫁去了福贡，对孩子的照料和陪伴成为遥不可及的事情。或许由于成长过程中母亲的缺席，孩子在上初中后便开始抵触学习，逃学旷课成了家常便饭。手机的出现使得母子之间有了新的交流和联络方式：“升了初中之后，我就给孩子买一部手机，这样就可以直接和他聊天了。我和他达成协议了，他把初中好好上完，定期我会和他视频，每年放寒假我都会抽空回来陪他一段时间”。尽管线上的陪伴并不能完全取代线下对孩子的陪伴，但一定程度上这种在线的陪伴也能宽慰母亲的爱子之心。对于离异女性而言，婚姻生活的变化作为她们生命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节点，手机有可能成为触发她们果断离婚的导火索，也会为她们提供一种在离婚后与孩子分离时的替代性补偿。“再爱”指的是独龙族女性离婚后再度成婚的节点。在独龙族的传统社会文化中，尽管离婚现象较少，但并没有女性必须遵从一些纲常伦理的限制。过去，再婚的对象多是村落或附近的熟人，而今，再婚的范围与寻找再婚对象的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独龙江公路修筑过程中的一对“公路夫妻”，在道路修筑完成后，妻子同丈夫去了大理生活，并生下了两个女儿。前些年她带着两个女儿回到了原来生活的独龙族村落。曾经居住的房屋全部变成了政府统一建造的安居房，村民也不再是从前熟悉的那群人。有外出生活的经历使得她掌握了流利的汉语，且对手机的运用十分娴熟，她一方面同当初在大理所熟识的朋友保持着联系，同时又参与到了村落的日常聊天之中重新缔结在村落中的人际关系。她同临近村落的一位离异男性产生了情感的连接，这种微妙的情感关系为她平淡的村落生活提供了慰藉。一位嫁到福贡的女性在同上一任丈夫离婚之后，单身了近2年，最终在一个微信群中结识了自己的第二任丈夫。有的离异女性在微信对歌群中通过对歌的方式互生情愫，再度缔结婚姻。当手机参与到独龙族女性的生命历程之中的婚姻阶段时，我们看到手机不仅扩大了年轻女性寻求结婚对象的范围，同时也为一群离异的女性提供了再度追求婚姻的机会。独龙族社会中，大部分女性选择成婚的对象还是村内或临村的独龙族男子。有学者认为独龙族通婚圈的变迁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0年代前后至1982 年，学校、马帮、支教老师等开始进入独龙江。独龙族的通婚对象由限于村内地理范围和家族对象延伸到村外。第二阶段是1982年至1999年，道路、媒体、小商贩等都是外界信息与独龙江信息交换的载体，独龙族开始认识外部世界，女性开始争相外嫁，并且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选择非本地的婚恋对象。第三个阶段是1999年至 2010年，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全方面渗透进独龙族人的生活中，女性频繁外嫁超出了传统独龙族社会道德规范约束。第四个阶段便是2010年以后，村落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发生前所未有的变迁。在这个过程中，智能手机的入场为独龙族女性接触外界提供了一个触手可及的渠道，也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自由寻找婚恋对象提供了一个契机。2014年到2015年间，4G网络开始覆盖独龙江，智能手机和移动网络带来微信等新的社交平台的使用。这种新的社交平台带来一种可控性的社交，新的社交平台让独龙族的女性处于恰当的社交距离的位置表达爱情和亲密关系变为可能，另一方面，这个平台使得独龙族的女性可以跨越地理位置的限制，寻找自己的婚姻伴侣。经历过极速变迁的独龙族社会，女性在选择婚姻对象时虽然一定程度上还在遵循着同族人结婚的传统，但不可否认，手机的运用，拓展着她们对外部世界的想象和理解，极大地扩展着她们择偶的范围。农村和女性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在农村社会的未婚女青年中存在着一种“小姐妹团”的现象，这种小姐妹团类似男性结拜兄弟。当农村女性嫁入夫家时，会存在着一个“女性社区”，女性社区主要由邻居组成，它不但帮助女性缓解家庭内部矛盾，还能维护其社会地位，无论是喜悦的共享，还是痛苦的分担，或者是经验的传递，女性社区在女性婚后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该社区使得女性获得一种来自家人、朋友、邻居提供的情感上的共享与支持。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农村女性的外出流动的频繁性，致使这些女性的交往日趋减少，从而导致这些农村女性无法建立起小姐妹团与女性社区的情感连接。从情感支持的角度看，婚前或婚后所形成的小姐妹团体或女性社区，事实上可以被视为一种个体的社会支持网络，这种网络一般由具有相当密切关系和一定信任的人组成，该网络为个体提供一种情感连接。个人的社会支持可以帮助人们解决日常生活的困难与问题，应付人生的危机时刻，有利于缓解生活压力，增进身心健康。可以看出，无论何时，来自家人、朋友的情感支持是流动女性个体战胜困难，应对危机的重要因素。当然，个体的社会支持来源并不局限于亲人、朋友的支持。在数字化的虚拟社区中，个体也可以获得来自陌生人的情感支持，这种情感支持的来源主要是因为在虚拟论坛之中，同病相怜的人可以获得彼此的情感慰藉。换言之，互联网成为了一些弱势群体寻求和获得社会支持的主要手段。独龙江地理位置的封闭性使独龙族内部并没有经历过以PC端为主的互联网时代，人们直接从看电视跨越到用手机。对于早期嫁去山外的女性而言，她们一旦离开自己生活的村落，便意味着丧失了来自家人、朋友情感支持的渠道。她们既无法获得原有的来自家人、朋友的情感支持，亦无法重新建立自己的个体社会支持网络，所以独龙江才会频繁地出现女性婚出回流的现象。然而，当下手机在女性日常生活中的频繁使用，重塑了她们交流和表达的日常场景，而“个人化的传播活动使得我们（或他们）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与最亲密的社交圈子联系”。手机为独龙族女性提供了打破时间地域与亲人、朋友进行联系的途径，使得她们能够获得来自家人朋友的情感支持，进而能够缓解内心的压力，应对生活中的危机与磨难。此外，这种情感支持还表现在手机为女性提供了重要的情感倾诉的通道。独龙族的中年女性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不通汉语，对于她们来说，在微信群中发语音、表情包、照片、短视频等成了她们聊天的日常。而正是这类直观的、易于理解的表征性符号，让独龙族女性的情感诉求变得轻松和容易。接受过一些教育的年轻女性懂得汉字与汉语，她们钟爱发朋友圈，并且乐于将自己当下的情感展现在朋友圈之中，这些情感包括了对生活现状的不满，以及对理想生活的追求等，还会配上自己在独龙江日常生活的片段。手机从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流动所带来的情感支持获得的不确定性。对于外嫁的独龙族女性而言，嫁去山外，意味着她们的社会关系从地域性关联中脱离开来，但是这些外嫁的独龙族女性又无法适应新的生活，甚至陷入生活的困境。有学者指出，一些流动的个体在城市生活中陷入困境，他们不得不重新再嵌入到个体化之处的传统关系中，他们选择将父母、孩子接到城市生活，进而实现这种再嵌入。但是对于世代居住在独龙江的女性而言，几乎很少有人做出这样的选择，她们大多数人选择离异回流。但回流村落并不意味着她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再融入村落的生活和原有的社会关系中。2014年前的独龙江较为封闭，女性外嫁就意味着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原有的村落关系，回流既需要重新建立与适应村落中的社会关系与生活，也意味着她们要舍弃掉山外所建立的新的社会关系。智能手机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对立，她们使用社交软件，不仅可以维系着山外所建立的社交关系，同时还能在线上参与到村落的日常聊天之中。并且这部分女性对于手机的运用极为娴熟，她们的眼界见识使得她们成为了各个社交平台中的活跃者。访谈的女性中，每个人的手机里至少都有5-8个微信群。“第一个唱歌群是我朋友拉我进去的，我进去后，又拉了几个村子里的其他人进去。每天我就在里面跟大家对歌。也有群里的人加了我的微信。”独龙族女性的社会交往范围在社交媒体时代得到了极大的延伸。与此同时，手机及社交媒体的使用不仅仅为那些回流的女性提供了“再嵌入”村落的手段，亦为那些处于“脱嵌”状态的外嫁女性提供了再嵌入的机会，或者可以说对于这部分外嫁的女性而言，手机使得她们一直“嵌入”在村落社会之中。手机的参与使得独龙族女性能够与一个相对较小的社交圈子联系在一起，无论从地理还是社会意义上而言。独龙族女性无论身处何方，皆可以使用手机来“经营自己的亲密的圈子，保持礼俗社会的适应能力”。埃尔德提出生命历程的概念意指“一种社会界定的并按照年龄分级的事件和角色模式，这种模式受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历时性变迁的影响”。该概念强调了人的生命阶段与世代、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更为关注媒介技术介入到个人生命历程之中，尤其是那些与个体生命轨迹变化与转折的关系及互动。事实上，这样的视角与关联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中就已有展示。但作者更多地展现出书信媒介作为一种个体生活变迁的记录，而并非是参与成分。手机的出现和书信等媒介相比，对使用者的参与性和自我主体性的强调远远超过了过去传统媒介的影响范围。从社会技术想象的角度看，手机使得独龙族的女性对新的生活方式和现代社会的想象获得了一个新的渠道来源和表达平台。查尔斯·泰勒在分析现代社会想象时，认为它“是人的一种社会存在的方式，即人们通过想象了解彼此、了解如何待人接物、如何满足彼此的预期希望，以及包含支撑着这些期望的更深层的规范观念和形象”。认为这种现代社会想象“并非依靠专业的社会理论，因为理论是少数群体所拥有的，所以只能依靠故事、叙事等通俗文化，使得人们的实践和认同的合法性成为一种可能的共识”。不可否认，人们不仅从手机中获得新的世界和期望，还能将人们日常情感和表达搬到社交媒体上，这无疑是一种新的自我叙事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手机也为人们提供一种现代社会想象的可能。在本研究中，手机对于独龙族不同的女性意义不尽相同，但媒介技术贯穿在恋爱、婚姻、亲子等不同关系和个人生活转折阶段中，帮助她们构建美好的生活想象、倾诉个人情感和内心的感受，她们也在运用手机完成一种属于个人和群体的技术性想象。这种想象，借助手机和社交媒体，帮助这些女性形成大家可以共鸣并共享的“集体情感”。无论是文面奶奶将自拍小视频上传朋友圈、抖音等，还是独龙族女性不时地将珍藏的老照片发到朋友圈，亦或是对于小部分懂得汉字的独龙族女性在朋友圈中分享日常农耕状态、老房子等生活场景，独龙族女性通过无意识的“玩”媒介的行为，展现出其自身的文化表达偏向，创造了一种共同时空下的情感联系和群体认同。如果说，波兹曼将媒介史看做一部情感史，“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那么，每个女性的媒介旅程，也是和其生命历程交织在一起的关于社会技术的想象历史。在这个层面上，如前述分析所言，本研究重视女性对手机使用的独特理解与情感表达，她们和手机的“关系”呈现出与男性极大的不同，这为拓展新媒体技术与性别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重要的分析个案。[本文系云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研究成果]
（孙信茹：云南大学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教授、博士生导师；钱浩：云南大学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文化传播博士生）
原文刊载于《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2期，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以纸质版为准。